少子化之困:中国人口连续4年负增长

在中国,老龄化问题与少子化问题逐渐严重,开始展示出其残酷的一面。从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看,少子化是比老龄化更严重的问题,它不仅关乎人口,还关乎经济,关乎国家未来命运。

那么,什么是少子化?少子化现象的成因是什么?面对日益严峻的少子化问题,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所谓少子化是指生育率降低,幼年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的现象。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达到15%至18%,就已经是“严重少子化”的国家了;如果降到15%,就是“超少子化”的国家。

自20世纪下半叶始,一些国家和地区因少子化现象而饱受困扰。亚洲的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欧洲的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俄罗斯,甚至美洲的古巴和一些大洋洲国家,都出现了生育率(TFR)持续走低的趋势。

中国的少子化问题同样也很严重。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在2010年,0至14岁人口总量为2.2亿,占总人口的16.6%,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的阶段。本月8日,公安部公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指出,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相比于2019年公安部统计的新生儿数量1,179万(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新生儿数量为1,465万)减少了176万,中国人口数量已经连续4年呈现负增长趋势,可见未来中国0-14岁人口的数量占比恐怕将低于16.6%。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科院的2015年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这个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历史经验表明,所有落入这一“陷阱”的国家,都没能重新达到人口更替水平。这导致一个悲观的结论:即使进一步放松人口生育政策,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可能也很难有实质性地改变。

少子化现象的成因

从世界少子化现象突出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出现少子化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种:

晚婚晚育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婚姻状况直接地影响到人口的发展,并且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从日本厚生省发表的《人口动态统计》来看,2010年日本人的初婚年龄,男性为30.5岁,女性为28.8岁,而1980年,男性的初婚年龄为27.8岁,女性为25.2岁。约30年中,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分别上升了2.7岁和3.6岁。初婚年龄上升的结果就是生育年龄上升。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由10年前的28.8岁到如今的29.9岁,增长了1.1岁。同样,日本的生涯未婚率(50岁为止的未婚率),男性从1.7%到20.1%,女性从3.3%到10.6%,以飞速增长。晚婚化和未婚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日本少子化的进展。

出生率低下

由于晚婚化且女性最佳生育年龄限制等原因,不得不放弃生育的夫妇在增加。另外,随着结婚之后还持续原先工作或者生育后想再就职的女性的增加,会有控制生育儿童人数的现象产生。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的合计特殊出生率(1名女性终身生育子女人数)为1.39。出生率在2005年创下历史最低记录的1.26后逐年上升。2008与2009年的出生率均为1.37,2010年则上升了0.02点。厚生省分析认为,出生率上升是因为36至39岁生育和生育第二胎以上的女性增加,同时表示“虽然出生率转为上升,但少子化现象今后仍将继续”。

女权思想的兴起

从世界潮流看,由于全球经济化的发展,女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婚姻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权思想成为一种普遍潮流。女性开始思考在历史潮流及现实生活中,作为女性所得到的评价。以日本为例,无论在劳动力不足、资源稀缺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经济泡沫破灭的九零年代,也不管是为了补充劳动不足还是为生计所迫,日本女性为自己家庭生活水平的保持,提高和日本经济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她们在经济上取得了独立,必然会提出与男性平起平坐的要求。在少子化社会,女权的地位往往较高。在事业上,女性在现代校园及社会的竞争力大有超越男性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向社会,不甘心做家庭主妇,为了事业而晚育或不考虑生育渐成普遍现象。

高学历化及女性劳动者的增加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接受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越来越多。高等教育机关的女性入学率不断上升。1960年日本女性大学入学率为6.5%,而到了2008年则上升到了42.6%。中国教育部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至2012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女生数量及比例,从普通高中到博士研究生,各个学段女生比例都呈现出持续上升态势。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大学本科及硕士研究生阶段,6年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女性高升学率对晚婚晚育化的进展起到了深刻的影响。伴随着女性的高学历化,希望同时兼顾家庭及工作的女性也随之增加。

对结婚及生育的价值观发生变化

少子化现象的出现和现在年轻人的婚姻生育观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是选择晚婚的男性还是女性,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单身生活更加的自由。随着职业女性的增加,她们的经济能力得到提高,没有必要像过去一样通过结婚而依赖丈夫来得以生活。因此,部分女性选择了较为自由的单身生活。

育儿成本显著增加

在城市化背景下,育儿成本显著增加是少子化的一个重要成因。据日本政策金融金库的调查显示,在有小学生以上子女的日本家庭中,2010年度平均教育费用达198.2万日元,占家庭年收入的36.7%。这是自2000年度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教育负担比例。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孩子如果从幼稚园到高中是公立学校,大学是国力大学的情况需要1091万日元,如果从幼稚园到大学都是私立学校的话则需要2352万日元。

在中国,育儿成本增加也是导致生育意愿降低的重要原因。经济上,贫富差距扩大,经济成长趋缓,育儿成本昂贵,特别是物价及房价的上扬,造成更多人因为生活压力导致生育意愿低落或不孕。对此,经济学有经济学的解释,但从人口角度来看,“养不起”就是重要动因,而且“养不起”又造成了更多的“养不起”,结果就是经济日益恶性化。

日本老龄少子化问题,令社会陷入慢性劳动力不足。(Getty)

日本老龄少子化问题,令社会陷入慢性劳动力不足。

应对少子化问题的对策

在中国,老龄化与少子化问题的逐渐严重,并开始展示出其残酷的一面。面对日益严重的少子化问题,有无对策呢?应该如何应对呢?从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来看,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少子化之后“触底反弹”,尽管国民被很大幅度地鼓励生育。

不过,尽管悲观,还是要继续调整人口政策、鼓励生育。新加坡197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还只是“两个孩子就够了”,但在认识到生育率走低的危害之后,李光耀当机立断,面对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现实,在停止节育的同时立即转为1987年鼓励生育。新加坡国会2013年通过的《人口白皮书》,提出在2030年前要使新加坡人口从530万增长30%。从开始节育的1970年,到鼓励生育的1987年,新加坡生育政策的完全转向只花了17年。新加坡国会2013年通过的《人口白皮书》,提出在2030年前要使新加坡人口从530万增长30%。

1989年日本生育率创1.57新低时,震动朝野,被称为“1.57危机”,日本政府立即采取多项措施鼓励生育,但时至今日,日本生育率连1.45都不到。过去20多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创新能力弱及财政供给压力大,当前日本40%财力花在养老上。

应对少子化问题,各国不得不在退休制度上进行调整,推迟退休年龄,以减轻国家养老负担。为了减轻养老负担,日本政府要打造永不退休社会,呼吁公司取消退休制度。日本厚生劳动省为了帮助职工在超过65岁以后也能继续工作,打造永不退休社会,决定针对日本全国大约12万家企业提供指南和咨询,帮助各公司延长职工工作年限,取消退休制度。日本法律规定60岁是退休年龄,但是到65岁才能真正领取养老金。日本《高龄者雇佣安定法》规定,保证有工作意愿与能力的人员被雇佣到65岁。根据该法规定,日本大约80%的企业都采取延长雇佣的措施。目前日本经济界虽然对取消退休年龄限制采取慎重态度,但是因为少子化导致青年人口数量持续减少,今后让高龄者回归劳动市场的必要性会越来越高。

结语

对中国而言,由于中国老龄化与少子化之间的问题交互发生、交叉影响,而且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很大,对于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都很难改变,未来解决相关问题的难度也极大。

少子化时代的各种问题,不仅关乎人口,而且关乎中国的国运。中国必须在人口、经济、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多个方面努力前行,结合国外的经验,创造出自己的道路,尽最大可能减少少子化问题带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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